受害人申请抗诉的事实和理由 (一)

更新日期:2015-3-24

              受害人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的(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

               第54号、53号、42号刑事判决提出抗诉申请的事实和理由(一)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20141220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院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王民权、张司、张岩、张皓公开进行了宣判。以(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5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王民权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决张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扣押被告人张司退出的违法所得二万元,以及追缴被告人王民权、张司的违法所得400万元、48万元按比例返还给各被害人;以(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张皓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追缴被告人张皓违法所得100万元按比例返还各被害人;以(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张岩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查封被告人张岩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水濂山景观路8号东莞万科翡丽山一期31号楼301号房产予以变现,所得款项按比例返还各被害人。

我们广大受害人,特别是老年人不接受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民权、张司、张岩、张皓的判决,并于宣判后的第二天(20141222)即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的规定,以书面形式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的请求。同日我们受害人的委托代理人得到了广州市人民法院对上述被告人的刑事判决书。为更充分的阐明我们受害人申请抗诉的理由,特做如下阐述,请贵院考虑:

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54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4号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3号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刑二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2号刑事判决书)均认定王民权、张司、张岩、张皓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本案应认定是单位犯罪”。同时认定王民权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司、张皓、张岩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确认王民权、张司、张岩、张皓“在蒋洪伟指挥下实施的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且与国家法律相悖。

1、上述三份刑事判决均以同样的理由认为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在本案的非法集资活动是由单位决策、以单位名义实施、且利益归单位的单位行为,不是本案被告人的个人行为,故本案应该认定是单位犯罪。

上述认定与三份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即蒋洪伟指挥王民权、张司、张岩、张皓以及其同案人分别以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的名义,通过非法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向全国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经司法会计鉴定,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在200212月至20125月期间非法集资金额为9,953,044,200元,受害公众人数23万余人次。进而认定“王民权、张司、张皓”除了对自己上述任职期间对参与的非法集资的数额承担责任,还应对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在该时间段内的全部非法集资数额承担责任”的断言相矛盾。

(1)三份刑事判决认定本案是单位犯罪,但却没有依法确认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的性质。没有证据证实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进行非法集资经营模式是以蒋洪伟为首的公司高层管理层集体决定的,是单位的决策行为。也没有依法确认所谓集体决定、单位决策的非法性质,更没有确认上述行为的实质是蒋洪伟、王民权等人共同策划、组织、实施而形成的共同犯罪故意,进而说明蒋洪伟、王民权等人是精心策划包括高回报、高利息等在内的诱骗方法,非法吸收社会广大公众的巨额资金,并具体安排,分工合作,最终实现非法占有的犯罪团伙。

2)三份刑事判决认定单位犯罪的具体表现是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均是以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并收取投资款,不是以蒋洪伟、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的名义实施犯罪活动。这是公然为蒋洪伟、王民权等人开脱罪责。既然判决认定本案是单位犯罪,犯罪当然以单位整体名义实施。单位是国家法律拟制的组织,其犯罪行为只能由单位内部有关人员代表单位实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判决十分明确的表述不是以“蒋洪伟、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等人的名义实施犯罪活动”,这实质上是在表明蒋洪伟、王民权等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可以从轻甚至减轻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大量事实可以证实,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活动恰恰是蒋洪伟、王民权等人实施犯罪的手段。他们利用公司的合法形式,以致不惜重金聘请广州市各级政府乃国家的某些负责人为他们的公司“站台”,增加公司形象的光环,诱使广大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欺骗手段深信不疑,以利他们实现集资诈骗,非法占有和处置目的实现。蒋洪伟、王民权等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活动,是他们共同策划、实施集资诈骗主观故意的重要表现,而不是从轻甚至减轻对他们刑事处罚的条件。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民权、张司伙同蒋洪伟等人于200311月至20123月间,在广州先后注册成立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相继在全国16个省、直辖市设立了64个分公司及24家子公司。被告人王民权、张司伙同蒋洪伟等人以上述公司正常业务为掩护,在未得到政府部门融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用推销会员制消费、区域合作及人民币资金借款等方法,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是正确的。三份刑事判决颠倒了事实真相,混淆了是非界限,是明显错判。

3)三份刑事判决认定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收取的投资款最终归集到蒋洪伟的个人账户,但公司经营、运作所使用的资金就是蒋洪伟个人账户内的资金,所以应该认定是公司使用个人账户经营。这仍然是颠倒事实真相。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都是依法注册成立的公司,都有各自的银行账户,蒋洪伟作为上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将非法集资款汇入企业账户,却归集自己的个人账户,这已说明蒋洪伟以非法占有了非法集资款,蒋洪伟用该款经营公司,应属于蒋洪伟利用职权处置了非法集资款,而不属于公司使用个人账户经营。况且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经营的业务已成为蒋洪伟、王民权等人非法集资的掩护。证人徐新颖证实,公司借款对象为该公司早期的保健品消费者,多数是55-80岁之间的退休的中老年人。我做分店总监时发现公司的融资款很多都是作利息用于返还客户,并不是真正用于投资,由于公司从一开始就没有实际经营利润,一直通过向客户高息融资维持经营运转,长期处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境地,由于需要返还客户本金及利息数额巨大,故融资行为及融资规模在转型租赁业务后愈演愈烈。王民权本人也承认绿色世纪公司主要从事保健品销售,其实主要就是以高息为诱饵销售所谓的会员卡,吸收客户的投资款。广东邦家公司名义上是从事家具、家电、灯饰、健身器材、奢侈品。汽车租赁等业务,但实际上主要是以销售会员卡的方式,吸收客户投资,按合同定期反息,到期后归还本金。广东邦家公司的日常运营和返息大部分靠客户的投资款,小部分靠租赁业务收益,而且公司尽量要求客户转单,就是到期后客户继续投资,且把利息收入作为本金继续投入。后来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因为公司本身没有正常业务收入,给客户的利息太高,而且还有业务员的高提成,新客户的投资款不足以支付上述费用。仅上述的供词足以证明,以蒋洪伟为法定代表人的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已经逐步不在开展国家核准的经营范围内的业务活动,而演变成打着正当业务经营的幌子开展非法集资的犯罪活动。蒋洪伟实际控制非法集资款,策划、指挥,且不断的处置该非法款项,王民权等人明知实情而积极配合。他们没有将取得的巨额资金用于国家核准的企业经营范围业务的发展上,而是不间断的诱骗广大社会群众投资,借款,直至资金链断裂,没有资金还本付息,其诈骗的本来面目暴露,很显然,三份刑事判决以“公司使用个人账户经营”为本案是单位犯罪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4)三份刑事判决认定,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前后有保健品和有机食品销售、实物租赁、汽车租赁等合法经营行为,在全国所非法集资的资金与用于生产、经营资金的并非明显不成比例。该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

上述三份刑事判决经查明认定,蒋洪伟指挥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以及其他同案人分别以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的名义,通过上述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经司法会计鉴定,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在200212月至20125月期间非法集资金额为9953044200元,受害的社会公众人数23万人次。但该判决没有认定以蒋洪伟为法定代表人的上述三公司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是多少,其认定的非法集资与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并非明显不成比例”的根据是什么不清楚。甚至根本没有确认涉案的非法集资款9953044200元的去向,以及扣押的资产价值多少均无交代。这对广大的受害公众是极不负责任的。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三份刑事判决明确认定,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除了自己上述任职期间对参与的非法集资的数额承担责任,还应对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该时间段内的全部非法集资数额承担责任。但判决却没有对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应如何对其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是多少,应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其应如何对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在该时间段内的全部非法集资数额承担责任,予以判定。

(5)54号刑事判决认定“王民权作为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市场总监,是两家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司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42号、53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岩、张皓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54号刑事判决以王民权、张司在蒋洪伟指挥下实施的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其中王民权在广东邦家公司曾负责全国市场管理中心,在共同犯罪的作用相对较大,决定对王民权从轻处罚。

53号刑事判决以张皓在蒋洪伟指挥下实施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在广东邦家公司曾作为下属分公司的负责人,所起作用次要,是从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42刑事判决书以张岩在蒋洪伟指挥下实施的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在同案人蒋洪伟的安排下负责协助调拨大量资金,管理全国财务凭证和报表等,是从犯,依法可从请对其处罚。

三份刑事判决对王民权、张岩、张司、张皓从轻处罚的理由不成立,与事实相悖,与国家法律相悖。

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54号刑事判决将王民权等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于法无据。

广东邦家公司总裁助理陈宝玲证明,广东邦家公司的款项有市场部负责,负责人是王民权,客户投资收益也是由市场部负责发放。市场管理中心首席运营官是王民权,市场管理中心负责在全国开展业务,包括租赁业务、发展会员、销售会员卡、发展区域合作客户,以及对全国所有业务员的培训管理、提成的核算发放等。

吴贤影证明,蒋洪伟是广东邦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唯一的副总经理是王民权,他同时是公司汽车租赁部的总监。广东邦家公司日常的决策由蒋洪伟、王民权和各大区经理共同决策。

事实充分证实,王民权作为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中的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执行者的作用。他参与了决策活动、并授意、纵容和放任下属业务人员非法集资的犯罪行为。对其根本没有从轻处罚的法定条件。54号刑事判决从轻判决王民权,与事实不符,与国家法律相悖。

需要指出的是,42号刑事判决书仅以张岩按蒋洪伟的指示从事,即从轻处罚,毫无道理。张岩虽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其能够直接接受蒋洪伟的指令,负责协助调拨非法集资来的大量资金,管理全国的财务凭证和报表,说明张岩在蒋洪伟等人的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绝非一般,其行为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条件。42号刑事判决从轻判处张岩缺少确实充分的证据和国家法律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三份刑事判决没有论证清楚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虽认定其属单位犯罪,但并未对单位作出处罚。本案中大量的事实能够证明,蒋洪伟、王民权等人以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的名义实施犯罪,但没有证据证明蒋洪伟、王民权等高层管理人员按照程序将非法集资及诈骗手段形成单位的决策,并经过一定程序转化和上升为单位的意思。也没有证据证实蒋洪伟、王民权等人策划、授意、批准、指挥或者默许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在执行单位的决策,是在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也没有证据证实他们非法取得的资金大部分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蒋洪伟、王民权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出自其本人的主观故意,以上述公司名义制造虚假事实,用优厚的回报诱骗社会公众,将巨额资金归个人处置,将巨额违法资金归自己所有,情节特别严重。他们实施犯罪完全是为了个人目的。将他们的个人犯罪行为归于单位犯罪这是对蒋洪伟、王民权等人的集资诈骗行为的纵容和开脱,是违背司法公平公正原则的。三份刑事判决认定本案为单位犯罪不能成立。

2、三份刑事判决认定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是蒋洪伟指挥下的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该认定不具备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构成的形式要件。

1)我国《刑法》第25条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三份刑事判决认定王民权、张司、张皓、张岩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但并未有依法确认蒋洪伟是本案主犯的法律文件,且也没有确认蒋洪伟的行为构成何种性质的犯罪。因此,三份刑事判决认定王民权等四被告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没有法定的前置条件,该认定不能成立。

2)既然认定王民权等四被告人与蒋洪伟是共同犯罪,即说明蒋洪伟与王民权等四被告通过意思联络,明知他们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共同实施犯罪,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蒋洪伟、王民权、张司、张岩、张皓作为共同犯罪人都实施了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他们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整体。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蒋洪伟犯有集资诈骗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蒋洪伟的行为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三份刑事判决即认定王民权等四被告人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因均系从犯而从轻处罚,有悖事实真相和国家法律规定。

3)依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不是必须从轻、减轻处罚。且对王民权等四被告人的处罚,应视人民法院对蒋洪伟行为判决之后再决定如何从轻处罚。而且应该是比照人民法院对蒋洪伟依法处置,以及他们在与蒋洪伟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实施犯罪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以及他们退赔等具体认罪态度,考虑是否从轻处罚。三份刑事判决对王民权等四被告人的从轻处罚理由不充分。

二、三份刑事判决严重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的司法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亵渎了司法审判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

1、三份刑事判决明确的认定,没有证据证实王民权、张岩和张皓、张司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因此,只能认定上述四被告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不支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他们犯有集资诈骗的指控,这是错误的。54号刑事判决明确认定王民权是市场管理中心的首席运营官,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参与策划,培训和指挥实施犯罪。其在诱骗社会公众,组织非法集资的犯罪活动中起到积极实现蒋洪伟诈骗意图的作用,且从中获取了巨额的违法所得(其本人承认得到的违法所得800万元)。张岩虽是其他负责主管人员,但其持有管理全国财务情况的权利,加之其与蒋洪伟的特殊关系,其起到了积极支持蒋洪伟实现占有非法集资的作用,并从中获取了巨额的违法所得。王民权、张岩虽然没有直接发展客户,但他们的作用在整个集资诈骗活动中的作用是远远大于直接诱骗社会公众,发展客户的业务人员,他们是在与蒋洪伟共同指挥、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与蒋洪伟等人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54号、42号刑事判决认定王民权、张岩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成立。

2、三份刑事判决认定本案是蒋洪伟指挥下的共同犯罪,说明王民权、张岩、张皓、张司与蒋洪伟有共同的犯罪主观故意,或是明知、接受蒋洪伟的主观故意,去积极执行蒋洪伟的犯罪意图,使蒋洪伟的主观故意得以实现,同时获取违法所得。但三份刑事判决在没有依法确认蒋洪伟的犯罪性质和蒋洪伟实施犯罪对社会危害程度的情况下,即判定王民权、张岩、张皓、张司是从犯,且有从轻处罚的条件,这是毫无根据的妄断。这实质上是对王民权、张岩和张皓、张司的犯罪行为对社会严重危害的放纵和宽容。是对国家法律严肃性的亵渎,是对广大受害公众合法权益的又一次伤害。

3、我们十分明显的感觉到,三份刑事判决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本案是单位犯罪,且明确认定非法集资是“单位决策行为”、“公司是利用个人账户经营”,且谋取的不法资金“与用于生产、经营资金的并非明显不成比例”,利益归单位。上述行为“不是本案被告人的个人行为”。这不能不使我们担心蒋洪伟也有可能因为上述理由被认定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导致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蒋洪伟犯有集资诈骗罪不成立。

现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蒋洪伟及其他同案人尚未判决,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们必须严正指出,蒋洪伟等人以上述公司的汽车租赁、保健品和有机食品销售等业务为掩护,在未取得政府有关部门融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采取推销会员制消费、区域合作及人民币资金借款等方法,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蒋洪伟指挥王民权、张司以及其他同案人分别以绿色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的名义,通过上述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非法集资金额为9953044200元,受害社会公众人数23万余人次。以上事实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案佐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广东邦家公司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蒋洪伟出资比例为75%;绿色世纪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蒋洪伟出资比例99%;兆晋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蒋洪伟出资比例60%;蒋洪伟是上述三企业的控股方,是法定代表人。其具备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形式要件,是其诱骗社会公众的合法外衣。希望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能够依法对蒋洪伟做出公正的裁处。能够在依法打击集资诈骗犯罪活动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广大受害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返还他们的血汗钱。使广大受害人的担心成为多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民权、张岩和张皓、张司的的刑事判决不足以推翻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上述四被告犯有集资诈骗罪的指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的54号、53号、42号刑事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严重失当。特别是上述判决意图以单位犯罪为主要理由开脱王民权、张岩和张皓、张司在与蒋洪伟共同实施集资诈骗犯罪活动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甚至为王民权、张岩和张皓、张司等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进行辩解。这是对国家法律严肃性的亵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的三份刑事判决是对我们广大受害老人的又一次伤害,我们恳请贵院依法提起抗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抗诉申请人:全国邦家债权人协调委员会(李梦石律师执笔)

                                      广东邦家案受害人授权代表:张明创  联系电话:13316109965
                                                                         2014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