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债权人给广州检察院的诉求信

更新日期:2013-2-19


杭州债权人给广州检察院的诉求信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中,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罪与非罪界限比较模糊,难以界定,这是近几年来对此罪名的解释和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的主要原因。

    那么广东邦家公司和法人代表蒋洪伟的 “非法吸存公众存款”罪名究竟是否成立呢?我们试从定义角度、主观方面、借款用途、借贷性质、法律规范、发展角度等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定义角度

    中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准确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该罪的行为主体的不特定性和危害金融秩序的具体性的统一。

    中国刑法虽然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一直到1997刑法公布,法律并未对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并未对此进行过司法解释。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简称《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中国刑法与国务院《办法》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定义为: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

    在此定义中其要点是吸收资金的对象是什么?是社会不特定对象还是特定的对象。如果存款人只是特定的,就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我们邦家的投资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其中有90%以上是退休老人,邦家企业完全是以养生保健的老年人为特定的对象。因此称不上是社会上的“公众”,故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文字名称的定义是定罪名的第一要义,要是定义与事实有点牵强,那么罪名就难以成立。

    二、主观方面

    从主观意愿方面来分析一个企业或一个法人代表究竟是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果其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是明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这样才能真正构成犯罪。而如果行为人只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存在某种过失,而且不直接造成对金融秩序危害,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邦家九年来一直与特定老年人群进行适当的借贷活动。借者愿意借,贷者乐意贷,有借有还,有贷有收,企业发展,个人得利,其乐融融,从来没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局面,就是在去年年初邦家企业发展资金断链时,企业的法人代表还是在积极协调筹划用房产抵押来妥善解决借贷中产生的矛盾。直到5.15公共权力查封前,企业高管们还在开会研究解救资金断链中的借贷问题。

    因此从主观方面来讲邦家数年来根本没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就无从谈起。

    三、借款用途

    从借款用途分析,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动机,行为上也没有实施发放贷款,其借款的用途是投资办企业或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人对每笔债务均持有借有还的态度。这对社会来说应当是一件好事,它弥补了银行无力贷款的缺陷,激活了市场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发生,行为人都不是在实施犯罪。因此,从借款用途上可以区分其行为是否与国家金融制度相对立,进而区别罪与非罪。

    邦家企业与法人代表正是在为促进广东省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开创了中国租赁业的先河,在世界经济危机深入蔓延的日子里面,用民间借贷的方式弥补了银行无力贷款的缺陷,利国利民利企业。这种借贷的资金用途正当,何罪之有呢?

四、借贷性质

    中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愿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不能将违法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对待。

    行为人与相对人而言,在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相对人完全可以以债权人身份凭据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的法定条件,便可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判。行为人对裁判后承担的后果是民事责任,除非涉嫌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才有可能构成犯罪,但也构不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五、法律规范

   根据中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做出解释。因此,援引《办法》界定刑法条文,援引行政规范做出刑事判决显然与宪法相悖。

    在刑事判决中如果援引了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上高息来界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会错误导致援引民事规范做出刑事判决。 

六、发展角度

    中国现存的完全由政府垄断的金融秩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日渐突出,已经存在的民间借贷和屡禁不绝的“非法”金融市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垄断的不合理性。因此,从发展角度来看,规模化的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和影响,对于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是有益的。所以,把规模化的民间借贷以及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以“扰乱金融秩序”来界定,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客观规律。

    除此之外,与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相比,民间借贷有限的规模决定了其对金融秩序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有的根本不受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缺乏金融秩序受到危害以及程度如何的证据。相反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终端还是银行。因此,刑法在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时候,应当慎重考虑在事实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者是众多的债权人,如民间借贷行为人一旦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将涉及到许多大、中、小型企业将面临破产或倒闭,许多债权人无法主张债权。这样从后果上分析,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是得到保护,但债权人的利益却受到危害,由此而引发社会不安定问题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刑法第176条对社会危害性定性不够准确。

    实际上邦家企业在5.15事件发生前,根本没有一丝一毫中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相反在公共权力违法查封了全国46个城市60余家邦家店面时,引起了十多万邦家债权老人们的动荡不安,债权人的80亿元利益受到了危害。 

    由以上分析可知:邦家公司和蒋洪伟的“非法吸存公众存款”罪名根本不成立,全国十多万邦家债权老人们与邦家公司和法人代表蒋洪伟的借贷关系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强烈要求广州市检察院以“无罪推定”或“疑罪从无”对邦家公司和法人代表蒋洪伟的“非法吸存公众存款”罪名给免予起诉判决。

    检定公正,日月可鉴;洞察明断,天地为证;依法免诉,功德无量;与法俱进,万众叩谢!

                                               杭州全体邦家债权老人

                                                  2013年2月5日